那是刚上一年级的第一周,我们还没学会上课要坐得笔直,却已经在下课铃响时像一群小麻雀一样冲出教室。操场边有几棵老槐树,树下有一片被踩得光秃秃的黄土地,那就是我们玩游戏的地方。最好的游戏毫无悬念,是丢手绢。
游戏规则简单得让人发笑。我们七八个孩子蹲成一个圈,拍着手,用憋得发亮的童音唱:“丢手绢,丢手绢,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,大家不要告诉他……”一个孩子攥着那块洗得发白、接缝处微微脱线的蓝布手绢,绕着圈走。眼睛不能看谁,嘴唇要抿成一条线,但所有人的目光都黏在他手上那团蓝色上。
那天轮到一个叫建国的男孩来丢。他走得很慢,虚晃一枪想把手绢放到我背后,我把手探到身后去摸,摸了个空,引得大家哄笑。就在我放松警惕的那一瞬,他把手绢精准地丢在了旁边一个正张口唱歌的女孩身后,然后撒腿就跑。那女孩愣了一秒,反应过来后抓起手绢起身去追,她跑得明明比建国快,但建国贴着圈边突然减速,她一急,冲过头了。建国一屁股坐回她的空位,装作若无其事地鼓掌。女孩苦着脸,重新站到圈中央,大家憋着笑看她表演“丢手绢”的独白。这是游戏最好玩的地方——你以为抓住的时机,总有意外。
有一次,手绢被丢到了一个极瘦小的男生身后。他跑起来有些踉跄,建国故意放水,绕了大半圈没敢追。那男生追了两步,停下来,站在圈中间,眼眶有点红。大家还在唱那首歌,歌声在秋日午后斜照的阳光里飘荡。他忽然笑了,把手绢在空中甩了两圈,像挥舞一面小旗,然后认认真真地把它放在下一个人的背后。那一刻我们觉得他可神气了。原来丢手绢不只是跑和追的戏码,也是每个人都得经历的一次小小冒险——你永远不知道手绢何时会出现在你身后,就像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糖是酸还是甜。
我记忆里最酣畅的一次,是我自己丢。我攥着那方带着太阳气息的蓝布,在圈外走了两圈,整个操场就剩下我们游戏的欢笑。我把手绢轻轻放在同桌的衣领后面,放得轻极了,她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一溜烟跑到她原来的位置坐下,大声唱:“大家不要告诉他!”她一摸衣领,愣住了,周围的人笑得前仰后合,她的脸涨得通红。但那种红里没有恼,只有被发现的惊喜。她追了我一圈,在追上我的那一刻,她停下来,把手绢递给我,说:“这次换我丢。”游戏在笑声里继续,谁也没觉得输了,谁也没觉得赢了,每个人都沉浸在那种单纯的、属于一年级的速度与心跳里。

后来我们见过太多游戏,老鹰捉小鸡,木头人,跳房子,游戏越来越复杂,规则越来越多。但丢手绢那方蓝布,始终是我心里最好玩的版本。因为它给了每个孩子同等的公平——你在圈里,也被圈在别人眼里;你追过别人,也会被别人追。那种被所有人注视的时刻,那种手绢落地时心里“咯噔”一下的响动,是一年级教会我的,关于“开始”的最真实体验。好多年后,我路过那棵老槐树,树还在,空地变成了水泥地。一个小孩蹲在那里,手里捏着一块红手绢,正等着别人来丢。风吹过来,树叶沙沙响,我好像又听见那首歌。原来最好玩的游戏从来没有离开过,它只是换了一群孩子来玩。